二零一七年的中国足坛，迎来了一次关键的转折。这一年，见证了足协政策的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也见证了权力斗争的暗流涌动。

年初，足协发布了U23新政，规定中超每场报名名单中必须包含两名U23球员，且其中一人必须首发出场。这一政策旨在培养年轻球员，为足球注入新鲜血液。

三月，总局针对“天价球员”现象明确表态，批评其是投资足球的人“有钱就任性”造成的，这种行为背离了足球的初衷。总局表示将对此类现象高度警惕，并出台更严格的整肃措施。

五月，为了进一步规范足球市场，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出台，引援调节费随之产生。规定中超俱乐部在引援时需缴纳相应费用，同时要求每场比赛中U23国内球员与外籍球员的人数相同，以保障国内球员的权益。

六月，杜兆才空降足协，带着任务而来。他作为钳制陈戌源的重要一环，以及架空前任足协主席的关键棋子，开始了在足协的权力斗争。当时，足协面临着多项未完成的改革任务，需要有人以身入局，杜兆才便是这个关键人物。

杜兆才在足协的权力地位稳固，“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、足协党委书记”的身份让他大权在握。有消息称，原总局副局长将不再分管足球项目，该项目将由杜兆才分管。他的到来，也意味着足协内部的权力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。

杜兆才与陈戌源的权力斗争从二零一八年便已开始，随着足协体制改革的推进，两位领导之间的明争暗斗愈发激烈。在杜兆才的势力范围内，他试图建立自己的势力，引入了许多亲信，形成了所谓的“杜门九虎”。这些人在足协内担任要职，掌控着足协的各项事务。

与此同时，陈戌源也不甘示弱，他开始招揽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职员，形成了“上海帮”。这些人未必是陈戌源从上海带来的，但必定是不站“东北帮”的。在两人的斗争中，足协内部的人事变动频繁，秘而不宣的斗争在二零一八年初被披露出来。

杜兆才在主抓足协工作期间，为了给“自己人”安插岗位，扩充了足协的编制数量，一度下辖三十个部门，使得整个足协的管理机构变得臃肿不堪。而陈戌源则力主推行“精兵简政”，意图削弱杜兆才的势力。在部门分工调整中，他成功地将一些重要部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。

然而，权力斗争的背后也暴露出了一些人的私欲和贪婪。杜兆才被曝出贪财、好色、迷信、飞扬跋扈等罪行，他的办公室里挂着的字画和八卦镜也成为了人们议论的焦点。官方公告直言杜兆才“迷信”，“靠体育吃体育”，“靠足球吃足球”。他的行为不仅败坏了足球的形象，也让自己身陷囹圄。

最终，杜兆才因多项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，并处罚金四百万元。他是足坛反腐历史上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。他的落马也给了足坛一个警示：权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；贪婪和私欲只会毁了自己。

在这场权力斗争中，陈戌源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，但足球的发展还需要更多的改革和努力。只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，才能真正推动中国足球的发展。